這也是為什麽，男人若是讀起經過芭芭拉．沃克改寫的《醜女與野獸》（Feminist Fairy Tale），我們會從字裡行間不斷感到某種不適，類似像坐在一張水平有些歪斜的椅子上閱讀，男人不知道為什麽，卻暗暗地說不上來總有哪邊不對勁。

當然，能夠運用與經驗豐富醫師商定的治療計劃，確實會很有幫助。此時不同的角色也會過度混亂。

我請求這位先生暫停一下他的報告，問候一下患者，詢問她是否能夠描述一下她的不適。因此，意識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壞消息的傳達者，並且事先揭露這個角色，是很有幫助的。然而，研討課的參與者接著很快就會發覺到，事實上，模擬對話的重點並不在於疾病的細節，而是在於消息的實際傳達。我總是一再地見到醫師──特別是年輕的──會去逃避他們得告知壞消息的對話。在前往我的診療室途中，我連問都沒問，他就自顧自地告訴我一大堆事情。

由於她是家中七名子女唯一在國外生活與工作的一個，在情感與經濟上她都是她們家的一大支柱，因為她會盡己所能地幫助遠在祕魯的家人。接著我們再來處理你的疑問。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人在舒適圈待久了，一旦離開就難以生存了。

相互容忍，視彼此為對手。某些人甚至以為，習近平在報告中提及「馬習會」是對「蔡習會」的暗示，這其實也是一廂情願。只要稍微了解兩岸關係中有關原則性的問題，尤其涉及到一中的政治基礎，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當掌權者想要擴權、濫權時，政治菁英不分黨派都應該站出來反對，而不是噤聲，或甚至於等而下之的為虎作倀。

如果此例一開，最高法院將變得非常政治化，更破壞「總統不該干擾三權分立」的關鍵規範，結果他碰到任內最大的反彈，除共和黨外，還包括媒體、法官與律師，以及為數不少的同黨議員。這兩個慣性被打破，是台灣民主提升的徵候嗎？我個人不敢樂觀，因為蔡英文在九合一選舉失敗後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靠反中一路「撿到槍」，她現在只有靠撿到槍自救，如果這些槍還有效，台灣的民主仍然只是假象。

至於制度性自制，在台灣用放大鏡都找不到了。現在殺死民主的不是明目張膽的獨裁，而是以一種「幾乎看不出來的步調逐漸腐蝕」。說難聽一點，台灣的民主是不是沒有靈魂的空殼？ 二○一八年的九合一選舉結果讓人意外，因為它打破了台灣選舉的兩個慣性：（一）民進黨長期執政的高雄市竟然被「韓流」 征服。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想像 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在此我主要是談民進黨對中國大陸的想像。

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潘信行提到轉型正義促進委員會主委人選時曾說，「畢竟她還是我們自己人的總統，不是一天到晚找中國的總統」。大部分民眾都只看到美中台戰略三角保障了台灣的安全，卻沒有注意它也留下台灣難以克服的印記。二○一七年中國大陸兩會期間，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人大的一場會議後對記者表示：「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但那樣的統一方式一定會給台灣社會和民眾帶來傷害。無法相互容忍，則視彼此為敵人、為威脅、為危險的存在。

他們指出，民主曾死於軍人之手，這是在南美洲、亞洲及非洲在過去經常上演的戲碼」二因當時江家正興旺，胡家卻已中落，有兩家不相稱之慮，因此胡適並未馬上表態。

不過，留在家鄉的江冬秀，非但沒有因此不安或害怕，她還解開自己的纏足，此一放足的舉動更得到胡適的大加讚賞和鼓勵。江冬秀的母親看胡適眉清目秀、聰明伶俐的樣子，她便表示希望把自己的女兒江冬秀許配給胡適。

韋蓮司自小就在西方教育中長大，從不迷信任何思想，更不會人云亦云，凡事都有自己的想法與主張。其實，胡適剛到美國留學時，他一直警記著母親的叮囑──「男女交際尤須留心」，有長達四年的時間未與女同學來往。書中說到江冬秀與胡適本是親戚，胡適的姑婆為江冬秀的舅母。起初，胡適寫給韋蓮司的信，多是表達自己對韋蓮司的敬重，以及感謝她的幫助。」而韋蓮司一直以來的付出，也感動了江冬秀。甚至還有人說，胡適已經有孩子了。

後來，當胡適即將啟程回國時，他才鼓起勇氣，寫信向韋蓮司述說他曾「企盼他們能舉行婚禮」的願望和自己不得不遵守婚約的難處。更多時候，韋蓮司甚至還會站在與胡適相反的立場，反駁他的看法。

所以，即使韋蓮司和許多女子一樣，對學識淵博、風度翩翩的胡適甚是傾慕，她卻從未一昧認同胡適。直到1917年，胡適回國前，他們寫給對方的書信竟然高達上百餘封。

然後她用筷子夾出其中一張寫著八字的紅紙，攤開一看，正是江冬秀的，馮順弟便認可了這段天賜良緣，胡適與江冬秀的終身大事，也就此定了下來。而這位深情的女子確實用盡她的一生守候著胡適──韋蓮司終生未嫁，並且在往後的日子裡，不斷給予胡適精神上的支持和外交上的幫助。

這一去，就是十多年，一直到1917年，胡適從美國回到家鄉，這些日子他從未見過江冬秀一面。訂下婚約後，胡適就先後前往上海、美國求學。文：王晴天 胡適之婚姻與愛情 1917年，胡適學成歸國後，便奉母親之命，與大他一歲的遠房親戚江冬秀成親。一因江冬秀比自己還要年長一歲，當時的績溪有俗諺說：「男可大十，女不可大一。

後來，江冬秀的母親一心想要成就這門親事，便託胡適的叔叔胡祥鑒作媒。在胡適逝世後，韋蓮司致力於整理她與胡適來往的每一封書信，與江冬秀一起為胡適出書，且將自身所有資產全數交給胡適的家人，作為胡適文集的出版資金。

最終，豁達的韋蓮司選擇以「靈魂伴侶」的方式，繼續陪伴著胡適。一段時間過去，家裡都平安無事，沒有一點不祥之兆。

某天，江冬秀的母親到胡適的姑婆家拜訪，恰巧遇到馮順弟與胡適母子。她還曾邀請胡適夫婦來到自己的家裡聚會，更與江冬秀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胡適的真心話令韋蓮司的內心歷經百般的糾結，但她明白這段與胡適之間的感情終究是無法結果的。』這真是這個時代的隱患啊。像是胡適曾稱讚韋蓮司道：「曾經約翰．彌爾說：『如今很少有敢為狂狷之行者。而江冬秀在整理胡適的書稿時，也向韋蓮司要了一份她的手寫自傳，當時的江冬秀說道：「胡適的生命裡一直有韋蓮司，死後整理作品裡也應該有她，才完整。

胡適與江冬秀的這段婚姻，全為胡適的母親馮順弟一手包辦的──早在1904年，年僅13歲的胡適將跟隨二哥到上海讀書前，馮順弟便為胡適訂下他與江冬秀的婚約。1915年，在胡適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後，身處異地的胡適與韋蓮司，仍時常藉通信互通情誼。

然而，相對於江冬秀的苦苦等候，身在美國的胡適確實與一位紅粉知己過從甚密，那位紅粉知己就是胡適的初戀──韋蓮司。當胡適逝世時，江冬秀把一張韋蓮司的照片放進胡適的陪葬品中。

1959年，74歲的韋蓮司為了替胡適建立基金會，竟毅然決然賣掉自己用來養老的房子，她淡淡地對胡適說：「我想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譯盡些微薄的力量。接著，馮順弟將寫有江冬秀八字的紅紙疊好，放進灶神面前的竹筒，那竹筒裡還裝有數張寫著其他女孩八字的紅紙。